Sunday, February 22, 2009

時評三則

活在香港社會,我總覺得荒謬的事越來越多:

一、從新聞上看見有些大學畢業生抱怨金融海嘯下,他們就業的機會和工資下降,要求政府協助他們就業云云。就業機會和工資下降,這是全世界也在發生的事;他們憑甚麼要求政府創造就業機會給他們?一個大學生的學費只佔成本的百份之十八,其餘則由政府補貼。以每年學費四萬二千元計,三年制的學生就接受了約六十萬的資助。畢業出來社會後,自然應該貢獻社會和接受殘酷的現實。如果還有所怨言的話,應該回去學「羞」字應該怎樣寫!

這一屆畢業的人可能沒有兩年前畢業的幸運,以前我和我的同學也曾經有這個想法。在我們畢業的前一年,科網熱還沒有爆破,師兄師姐們在沒有畢業前已經得到不少大公司的聘書。到了我們這一屆便艱難得多。我自己曾於四大會計師行(當時還是五大)的其中兩間面試,有一間在完成了第二輪面試後不久便關門大吉了;而另一間則在整所大學中只有我能夠晉身最後的面試,但卻功敗垂成。結果,我畢業之後的第一份工是在大學的研究所內工作,月薪扣除強積公供款後不到一萬元。比我遲一屆畢業的同學更慘淡,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沙士!

政府要花錢幫助的應該是貧病老弱的人,派錢我從來都是反對的。我交稅給你,你再派給我幹嗎?大學生不要埋怨社會沒有給自己機會;這個社會沒有欠你甚麼,也沒有義務給你機會。這個也是我對自己的警告。

二、我不知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作「公開諮詢」有甚麼實際作用。我肯定他在公共場合所聽到的意見有九成是相同的:派錢、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機會,這些意見和「我阿媽是女人、你阿爸是男人」差不了多少。如果作為司長,連社會有甚麼訴求都搞不清楚的話,那你就下台好了,反正我也不清楚為甚麼本來作為特首辦公室主任的你可以坐上這個位子。所謂「公眾諮詢」分明就是因為你本身缺乏民意基礎而所做的戲,不看也罷。

三、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政府在大家是否還有工做也有問題的時候,會決定將六千元注入月入少於一萬元人士的強積公賬戶。這個做法除了令基金得益之外,我看不到有甚麼其他的用途。俗語謂「有強姦、無侷賭」,但偏偏強積金就是一個「侷賭」的遊戲。投資市場現正兵凶勢危:股票不斷下挫、政府債券出現泡沫、商品則只有黃金一枝獨秀。雖說強積金是長線投資,但以現在的環境來說,這九十億應該有更好的用途。加強社會安全網、補助食物銀行、提高生果金如何?

Sunday, February 8, 2009

轉載:炎黃春秋: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

正面報導趙紫陽 「炎黃春秋」遭整肅

【聯合報╱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2008.11.14 03:05 am


屢說真話、強調穩步改革、受知識份子敬重的「炎黃春秋」月刊,最近遭北京當局整肅;中共文化部日前以社長杜導正、副社長楊繼繩等主要社方幹部年齡過大做藉口,下令更替領導班子。

中共文化部此舉,被政治學者視為「六四事件以來,最大一場封殺媒體大戲。」現在大陸各地都在回顧改革開放卅年的路程,再過七個月,是89年「六四」事件廿 周年;在此敏感時,「炎黃春秋」的命運,正湧動一股「川不可防,言不可弭」的激流,事情未來發展,可能在北京政壇掀起風暴。

最新一期亞洲週刊報導,事情緣起於「炎黃春秋」今年九月號,刊登新華社四川分社前社長孫振的七千字長文「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這是89年以來,大陸傳媒首次以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為主要描述對象的專篇正面報導。

文章講述擔任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在農村基層調查並調整農村政策,每到一地,不准地方黨政機關派人迎送,直接步入田間與農民交談,堅持實事求是。孫振在文章最後說:「在廣大農村改革的早春時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是人民對紫陽的最為美好的讚譽。」

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位「前主要領導人」不滿,要求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嚴肅處置;上月中旬,文化部即著手處理。

「炎黃春秋」接連刊出關於趙紫陽的文章,07年七月刊登前中共副總理田紀雲的「國務院大院的回憶」,是89年以來,首次公開在報刊上出現趙紫陽的名字。明年六月是「六四」事件廿周年,北京政壇高層擔心,「炎黃春秋」如此敢於突破,會引起大陸民眾更進一步聯想。

八九年學運,趙紫陽時任總書記,因為同情學運,觸怒「太上皇」鄧小平被罷絀,江澤民由上海調往北京,接任總書記,趙紫陽則抑鬱以終,05年一月去世。近廿 年來,大陸始終存在平反六四的呼聲,由於當時主政者江澤民、李鵬仍健在,因此平反六四、趙紫陽平反在官方、民間仍是禁忌公開議論的話題。

「炎黃春秋」一年多來,多次刊登有關持續改革開放的文章,主張改革開放要逐步推進,符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思路。受趙紫陽知遇之恩的杜導正認為,政治民 主,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當今和今後前進中最核心的問題;他提出「碎步前進」理念,慢慢推進,條件成熟了,步子再加大些,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誰都阻擋不 了。

杜導正認為,當前中國民主政治前進最可行的方案,是回應胡錦濤的號召,放寬言路,營造寬鬆的輿論環境,然後逐步放開。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有責任,意識形態管理部門有更大的責任。

【2008/11/14 聯合報】@




炎黃春秋: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

改革難,要想在亂時謀改革更難。身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在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後期,臨危受命,心繫民生,為解決城鄉人民的溫飽,冒著被打 成反革命的政治風險,運用巧妙迂迴的方法,謀求農村的經濟改革。以後,「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在中華大地流傳開來。


我原本不認識紫陽同志,幾年以前,我任新華社江蘇分社社長時,在一次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最初聽到趙紫陽這個名字。20世紀 60年代,毛澤東同志可能是初次見到趙紫陽同志,把趙紫陽看做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幹部,也可能是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活躍會議的氣氛,饒有興趣地問起趙 紫陽的出生地。趙紫陽回答說是河南滑縣人。毛澤東同志當場興致勃勃地說:「滑者水之骨也。」

我見到紫陽同志,純屬巧合。在上世紀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際之間交流乾部,我從新華社江蘇分社調到四川分社任社長,紫陽同志不久也從內蒙古自治區調廣東省委,又從廣東省委調到四川來做省委書記兼成都軍區政委。

由於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別爭鬥極為嚴重,「文革」 成了「武革」,除了飛機以外,大炮、坦克、機槍、步槍、地雷、手榴彈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連我們四川分社的辦公樓牆壁上,都是彈痕纍纍。我曾經開 玩笑地說,這些武鬥留下的彈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後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寫詩一首,詩中寫道:「不管翻騰千里浪,唯思處亂寫新聞。」

趙紫陽同志雖在1932年加入共青團,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屬於「三八式」幹部。就是在20世紀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於1938 年底前參加革命工作的幹部。不過他開始便任縣委書記,很快連任多地多屆地委書記,接著任省委書記。這在當時省市以上主要領導幹部中,還是以紅軍時期出身的 幹部為主體的年代,趙紫陽便也是後起之秀了。就是這個後起之秀,一方大員,在那動亂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難重重!

這時候「文革」武鬥的硝煙雖然已經漸漸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機關大院仍舊貼滿了大字報,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和省市主要領導同志。「造反派 」仍然隨便關押和批鬥省市領導幹部,四川省仍是極端無政府狀態,機關、學校、工廠渙散癱瘓。工農業生產日漸下降,人民生活極端困難,連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 粉也要憑票供應。

紫陽同志剛剛來到四川,他的兩位主要助手,省委書記段君毅和趙蒼碧,立刻被「造反派」綁架關押起來。這可以說是對剛到四川的紫陽同志當頭一棒。

「文化大革命」爭鬥的核心問題,是謀權奪位。半路來了個趙紫陽,官高位重,出現了一道謀權奪位障礙,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眾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趙紫陽到四川不滿一個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現了反對趙紫陽的巨型橫幅標語:

「趙紫陽是哪路人馬!」

「以生產壓革命,沒有好下場!」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就是死路一條!」

面對爭權奪位瘋狂的四川、面對極端無政府狀態的四川、面對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四川,紫陽同志雖然主持工作,實際上也無法運用他手中的權力,想幹什麼,也幹不成。這是他從小參加工作以來,不曾遇到過的難堪局面。

他整天忙於應付「造反派」的糾纏,難得安心開會研究問題,難得安心吃一餐晚飯,難得安心睡一夜好覺。他也不知哪天突然會被「造反派」關押起來。經過戰爭磨練的人,不怕關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亂,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無成,有負於四川人民!

一天傍晚,我剛吃過晚飯,接到省委辦公廳的電話:「今天晚上,紫陽同志請你和他一起出去。」據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駕駛員在內,都親切地稱呼趙紫陽為紫陽同志。

「有什麼事情嗎?」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省委是經常在晚上開會的。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事情,紫陽同志要你準備好洗漱用品晚上十點在家裡等他。」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明白了,紫陽是要約我一起住到金牛壩招待所去。當年,紫陽同志曾多次約我住到遠離市區的這個招待所去,目的是為了避開造反派的干擾。

金牛壩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個小招待所。四川人將川西平原稱為川西壩子,作為對平原的愛稱。許多地方,也將本鄉本村的一塊平坦的地方,愛稱為坪壩。 金牛壩更不是一般的坪壩,傳說在夜晚時候,有人見過一條金牛,金光閃爍,在這裡的田間奔跑。這個故事,反映了當地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對於富裕農村的 憧憬。

金牛壩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經住過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時還不敢騷擾。當晚,脫離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陽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覺。

第二天中午,當紫陽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時候,只聽見服務員大聲地喊叫:「吃乾飯的首長,請坐到右邊,吃麵食的首長,請坐到左邊!」

聽到服務員這樣喊叫,我和紫陽同志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紫陽同志當然也很明白「吃乾飯」的意思,他風趣幽默又輕聲地對我說:

「我們都是吃乾飯的,走,吃乾飯去。」

又是一個深夜,紫陽同志沒有和我預約,就來到了我的家裡。他見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說:「到你家來坐坐。」

這時正是全國人民哀悼周恩來總理的時候,竊奪中央領導地位的野心家竟然製造清華大學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聞,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紫陽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滿霧氣的眼鏡,心情沉重地說:「看樣子還要亂一陣子哩!」「再亂下去,四川受害,全國人民受苦。」「再亂下去,還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紫陽同志搖了搖頭繼續說道:「你還記得嗎,金牛壩招待所的服務員,叫喊我們吃飯的時候,說是吃乾飯的首長坐在右邊,我當時就說,我們是吃乾飯的首長,坐到右邊去了。什麼事情都幹不成,當然就是吃乾飯的了。」

他繼續說道:「最近我是反覆想過了,困守在成都,整天應付那些麻煩事情,一事無成,還不如到農村去走走,也許可能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做一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這個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嗎?」

「好啊,就這樣說定了,我們一起走。你就等電話通知吧。」他學著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濃厚的他家鄉韻味,高興地對我這樣說。

這天晚上,他在我家裡一直談到十二點以後,才悄悄地離開。紫陽和我的談話內容,在當時是絕對違禁的。要是洩露出去,我們都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 子,鋃鐺入獄。在「反革命」這三個字之前,還可能要加當時的流行用詞,就是「『走資派』還在走 」,「策劃於密室」,妄圖「點火於基層」的罪名。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陽同志乘了一輛白色小型的麵包車,連駕駛員在內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車以後,看到車上有紫陽同志和他的秘書、駕駛員三人。我和紫陽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隨員,紫陽也沒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隨員。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有我的新聞採訪工作任務。

他每到一地,從來不准地方黨政機關派人迎送,實際上是微服私訪。他常常是到了一個地方,直接插入田間地頭與廣大農民、基層幹部交談,瞭解他們的心聲和想法。紫陽同志的所作所為使我強烈地感覺到他是一個善於聯繫群眾的人,處處為群眾著想的優秀領導幹部。

紫陽同志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個縣市,到過綿陽、廣元、綿竹、西充、廣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訪問當地基層幹部和農民,和他們一起走到田間地頭,親切交談,瞭解情況。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區,聽到當地農民說:

「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

紫陽參加革命工作以來,長期做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對農村情況相當熟悉,後來擔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領導工作,他仍然經常到基層去,不僅瞭解農村和 農業生產情況,而且對農民懷有深厚的情感。現在他到四川農村,聽到了農民提出的問題,其實他心裡早就十分明白農民所提這些問題的內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鑒於 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馬」的時候,他不便於明白表示反對學大寨種植雙季稻的意見,這就是領導幹部亂時謀改革的難處,他還得徉 作饒有興味地問道:

「你們說的是什麼意思?」

當地農民告訴他,這幾年來,上級號召農業學大寨,要推廣種植雙季稻,再種一季小麥。雙季稻加一季小麥,就是一年種三季。可是,這樣做並不高產,每季 平均畝產三百斤,就是說「三三見九」。如果只種兩季,每畝稻子可產五百多斤,每畝小麥也可產到五多百斤,這就是「二五一十」。種兩季比種三季莊稼,多產一 百斤,這樣一算,就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紫陽同志繼續親切地問道:

「種三季的工本怎麼樣呢?」

當地農民說:「種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為了種三季莊稼,必須搶季節,爭時間,起早摸黑,忙得昏頭昏腦,雞飛狗跳。如果能夠多種 多收,多花點勞力和肥料,我們農民不在乎,可是,現在是多種多虧多吃苦。」他們看了一眼紫陽同志,繼續說道:「看樣子,你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們沒有顧 慮,說句實在話,要我們學大寨,越學越窮,這種事情,誰願意幹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實際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產糧區,紫陽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溫低,日照少,不能因為要學大寨就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他又向農民問道:「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這筆賬,你們自己已經算得清清楚楚了。為什麼不改過來呢?」

在場的基層幹部和農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呢?」

基層幹部說:

「上級號召我們學大寨,推廣雙季稻,要是改過來,不種雙季稻,上級要批評我們是倒退了。」

「中國農民真好啊,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可是我們不能濫用人民對我們的信任,不切實際地要求農民種雙季稻,傷害了人民的積極性。一定要實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我想紫陽同志的內心一定是這樣想的。

紫陽同志堅定而委婉地對大家說:

「學大寨,是學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幹實幹,努力增產糧食。可是大寨並沒有種雙季稻,也沒有種三季莊稼。成都平原多陰雨天氣,日照不足,灌溉用水的 溫度較低,可能不適合種植雙季稻。你們已經有了實踐經驗,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種兩季,還是種三季,只要能夠增產糧食就好。糧食增產了, 用事實來說話,你們的底氣就足了。」

「請問你貴姓?」生產隊的幹部,感到剛才這位領導幹部的言談,說到農民心坎上了,但是他們還不知道,這位領導幹部是誰,能不能依著他的意思去做,表現出有點不安。

紫陽同志的秘書笑著回答說:

「他是趙紫陽同志,是我們省上任不久的省委書記。」

「紫陽同志,你剛才講的太好了,這樣我們的手腳就放開了,今年就依著你說的來做。」

紫陽同志還走訪了幾個山區的農村,因為紫陽同志長期關注農村工作,對發展農業生產很有經驗,發現了山區農民學大寨,不講具體條件,不從實際出發,只管深翻土地的情況。他說: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層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應該深翻,有利於保墒,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種植什麼莊稼,水稻和小麥,根須長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來,也不利於莊稼生長,還浪費了勞動力。」

有的農民問:「種玉米呢?」

「種玉米,就要翻得深一點,因為玉米的根又粗又長,桿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點,玉米才能充分吸收營養和水分,桿子也才能站立得穩,不易倒伏。」

有的農民問:「要是種紅薯呢?」

「種紅薯也要深翻土地,因為紅薯生長在地下,薯塊大,深溝高垅,薯塊在土裡才能伸展開來,才能豐收。」

「像我們這個山區,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這要看土層深淺,土層淺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會造成水土流失,糧食反而要減產了。 」紫陽同志想了一想又說:「你們提的這些問題,其實你們都懂。你們都是種地的能人裡手,哪有不懂這些道理的呢!我剛才說的這些道理,也都是從農民朋友那裡 學來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幹部和農民,聽他這麼說,幾乎一起轟然笑了起來。

紫陽同志繼續說道:

「從你們的笑聲裡,可以聽得出來,我說你們是種地的能人裡手,說對了吧!可是你們懂得的問題,為什麼又偏要在這裡提出來呢?」

生產隊幹部壓低了聲音,吞吞吐吐地說:

「上級號召我們學大寨,有一項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們能不做嗎!」

紫陽同志歎了口氣說:

「學大寨,是學大寨的苦幹實幹精神,可是大寨人並沒有說,在你們這裡怎樣深翻土地。從今以後,翻不翻地,怎樣翻地,翻深翻淺,都由你們這些種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努力增產糧食。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行!」

這是在場的基層幹部的回答,也是千百萬農民的回答。

走訪中,紫陽同志聽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問題。一般地區的農民,由於「共產風」的不良影響,對於耕作集體所有的土地,缺乏積極性,但是,他們把自留地 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計衝破極左思潮的障礙,還是要把自留地種好的。紫陽看到當地農民自留地種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極左思潮被推到了頂點,把農民的這一點自留地,看做是資本主義尾巴,強迫農民把資本主義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農民流著眼淚,忍痛把自留 地也拋荒了。這種情況完全是「人禍」!

紫陽同志說:「中央多次發佈的關於農村工作的文件,都說農民要有自留地,這些文件並沒有收回,就說明文件中的有關規定仍然有效。再說自留地,大多是門前地,門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應該種好。」

「對,對,對!這位同志說得對,既然是門前地,就不是尾巴地,應該種好。」這個農民的話又引起了一陣轟然大笑。

在那個年代,別說是農民,誰也搞不清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都是跟著起哄。紫陽同志不便直說割資本主義尾巴不對,就用了個「門前地」的名字,而農民就把「門前地」與「尾巴地」對立起來說了,雖然不通,卻很生動有趣。

當地的幹部農民,見到氣氛活躍,又有人說:

「我們這裡還有一戶人家單干,也受到了批判。對是不對呢?」

「你們說說,這戶人家是個什麼情況呢?」

「這戶人家單門獨戶,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個山凹裡,距離我們生產隊(村莊)三里多路,他不願意來回走路,不到生產隊來勞動,他就單干了。」

「是呀,那麼遠的路,怎麼能叫人家到你們這裡來,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呢,既耽誤了勞動時間,也浪費了勞動力,人家單干有人家的具體情況。如果人家增產 了,生產隊就要派人去調查研究,總結人家的經驗;如果人家單干,生產不如你們,他就會自願跑來,要求參加你們的生產隊;他高興,你們也高興。我看你們生產 隊,如果人數太多,都擠在一塊地裡勞動,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組,便於管理,也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各組之間還可以開展勞動競賽。你們看這個辦法好不 好?」

紫陽同志關於農村工作的意願已經這樣明白表示出來了。在場的基層幹部和農民連連齊聲回應說:

「好,好,好!」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區發生三次七級以上的強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距離地震中心數百公里的成都市, 也有明顯的震感。紫陽同志連夜召開省委常委會議,佈置了抗震救災工作。省委緊急佈置抗震救災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傳播開來,可大街上卻貼滿了造反 派們刷寫的「反對用抗震救災壓革命」的大字報。紫陽同志心繫災區,心繫農村,他不顧喧囂的雜音干擾,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災區。

在地震中心地區,紫陽同志深入到一戶農家觀察。四級左右的餘震發生了,他立即藏到身邊一個木製的桌子底下,屋頂上殘存的瓦片,叮叮噹噹地塌落下來,因為有桌子擋著,他才沒有被瓦片砸著。他興奮地對我說:

「剛才我說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在地震災區親身經歷的故事。在地震災區,要告訴廣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間,作為應急的藏身之處,是個可以減少傷亡的好辦法。我在地震災區發生的故事,現在還只可對你講講而已,不可對外言傳。否則,不知又要製造出什麼流言蜚語來了。」

我理解地說: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開會,討論抗震救災,突然來了較大的餘震,會上有幾個一向堅持『以革命為中心』,而反對在災區以抗震救災為中心的所謂『英雄 』,狼狽逃跑了。現在,要是聽說你在地震災區,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猶如撈到了救命稻草,定會攻擊你是貪生怕死。我向你保證,現在絕對不會說出去。不過若 干年以後,我要是說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膾炙人口的美談哩!」

紫陽說:「後來的事情由後人評說罷。」

我真正聽到「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民謠,是我在1980年從四川省調到北京新華通訊總社以後。當我一聽到這個全國人民都盛傳的民謠時, 打心眼裡為紫陽同志高興。他在「文革」 動亂的年代,曾經深入農村,半公開地進行調查研究,為了改善農民生活,直接向農民宣傳他自己關於農業生產的意見。早在「文革」前他與陶鑄在廣東省就試驗過 「包產到組」,宣揚過「包產到組」的好處。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終結以後,他自然地也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地執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於改革開放的指導思 想,與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類似「包產到戶」的政策,使四川省農業生產迅速得到了恢復。

紫陽同志向來反對和厭惡那種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風,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始終懷 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尊重他們的首創精神,從實際出發,敢於改革,在廣大農村改革的早春時節,唱響了廣為流傳的音韻。「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也是人 民對紫陽的最為美好的讚譽!

2008年7月26日,寫於北京皇亭子

(作者孫振,1942年16歲時加入中共,曾任新華社黨組成員、攝影部主任)

責任編輯 杜導正

轉載:炎黃春秋

What Up At UBS

http://www.whatupatubs.blogspot.com/

Cannot say if it's true or not; but certainly an interesting read.